很多人都说四十年代没有私塾，这是大错特错，当时的京城地区新式小学确实占据主流地位，但那只是在城区。
郊区有相当一批私塾存在，私塾在解放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占据重要地位。
1923年，陶行知在京城师范大学做演讲时说过：“现在华夏有一种学生最多，但此非官立、国立、省立、教会立、公立、私立各种学校的学生，也非大中小各级学校的学生，而乃私塾的学生。你试把全国学校的学生数合计，都远不及私塾学生之多。”
随后一二十年，有关部门大力推行新式小学，私塾迅速没落，但抗日战争重创华夏教育，给了私塾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尤其在沦陷区，私塾数量急剧回升，成为人民群众反奴化教育的阵地。
如江苏高淳，当地百姓根本不愿意把子女送进敌伪所办的学校去读书，一些乡村‘复活’了不少私塾。
还有高邮县，1931年报告有私塾200余所，日伪时期，私塾数量回升，高达600多所。
吴江县同样如此，许多小学没有生源，只能停办，私塾应运崛起，很多有识之士为抵制奴化教育，纷纷开办私塾。
解放后，吴江县的私塾不减反增，1949年有124所，1952年增至238所，即使大都市上海，1951年全市总计有私塾693所，塾生多达人，内地城市只怕会更多
王家客厅，刘平安坐在凳子上，鼓捣着烟斗：“老爷子！不是我说你，城里有福不去享，留在这里遭罪。”
王秀才身穿刘平安前几年送他的羊毛军大衣，须发皆白，梳得一丝不苟，只是头发稀稀拉拉没几根，乐呵呵道：“去城里干嘛？我在城里一个人都不认识，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熟记于心。”
“要不这样，你搬我家去，帮我看着房子。我经常在城里上班，房子没人住容易坏。”
“那也不去！我一个人习惯了。”
“嘚！你就倔吧！这一片的老头老太太，基本上都被你‘熬’走了，连个说话都没有。你去刘家庄就不一样了，你跟我师父，还有大爷爷都是好友，你们几个老家伙平时还能在一起吹吹牛逼。”
王秀才眼波一闪，似乎想到什么，问道：“八月十五那天，正华来看我，我听他说，你们刘家庄在盖学校，有没有这回事？”
“有啊，差不多快建好了，听说开春就能用。”
“平安，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方圆说一声，让他在学校门口帮我盖一间房子，我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