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是康德的“绝对命令”，还是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在面对这些由技术催生的全新可能性时，都显露出某种局限。
它们或过于抽象，难以应对具体情境的复杂性；或过于依赖后果计算，可能忽略了对人之尊严本身的侵犯。
李乐略微提高了声调，“ 挑战在于，我们面对的可能性，已经超出了我们迄今为止的伦理范畴。问题不再仅仅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我们被允许做什么，以及在这个语境中，我们是谁。”
他没有机械地逐字翻译，而是在理解其核心论旨的基础上，用更符合中文哲学话语习惯的方式表达。
“真正的挑战在于，技术进步所开启的诸多可能性，已然溢出了我们既有伦理范畴的堤坝”
几个关键词，“溢出”、“应然”、“权限”、“主体身份”，用得准确而有力。
台下前排，几位搞伦理学的老先生微微颔首。
“当技术不仅改造外部世界，更开始深入干预乃至优化人类自身的生物基础、心智过程时，我们传统的、基于自然属性和文化建构的人的概念，正在被动摇。”
“我们赖以进行伦理判断的规范性基础，究竟是什么？是回归某种经过修正的、弱版本的形而上学人性论？还是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下，构建一种基于程序、基于交往实践的伦理商谈框架？”
老爷子说的这一段信息密度极高，术语嵌套。
李乐脑子里的gpu和cpu飞速运转着，他将“norative basis”译为“规范性基础”，将“weak version of taphysical nception of huan nature”处理为“弱版本的形而上学人性论”。
在翻译“ethical disurse frawork based on procedure and unicative practice”时，他脑中闪过“礼”与“理”的辩难，但最终选择了更贴近哈贝马斯本意的“基于程序和交往实践的伦理商谈框架”，并迅速补充了一句解释。
“即，不是预设一个终极的、实体性的善或人性本质，而是将伦理原则的证成，交由一种所有相关者在理想言谈情境下自由参与、理性论辩的程序本身。”
台下响起一阵轻微的、表示领悟的“哦”声。有几位年轻的研究员快速记录着。
不光翻译，投影上的屁屁踢也在李乐的操控下适时切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