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从小花园里出来，各自散了。
王刚回到办公室，把门关上，在桌前坐下来，拿出那个新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在“孙桂兰监视方案”下面又加了几行字——
“4月3日，椿树胡同踩点完成。孙桂兰独居，无男性同住，修鞋老头提供信息：数年前曾有体面男子来找过她，后不再来。时间点存疑，待查。”
写完之后，他把笔记本合上，锁进抽屉里。
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把今天早上看到的那一幕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孙桂兰从18号走出来，锁门，把钥匙放进提包，沿着胡同往南走，脚步不快不慢，每一步的间距几乎都一样。
这个女人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机器，准时、精确、毫无破绽。
可正是这种毫无破绽，恰恰是最大的破绽。
一个正常的三十二岁女人，不可能活得这么规整，这么滴水不漏。她一定在藏什么东西，藏得很深、很紧，紧到需要用一整副盔甲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起来。
王刚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的水渍痕迹，脑子里忽然冒出沈莫北说过的那句话——“她需要有人告诉她，外面是安全的，你可以出来了。”
可问题是，外面真的安全吗？
……
接下来的一周，王刚全身心扑在了孙桂兰这件事上。
他没有亲自去蹲守，而是每天早晚各一次，到李援朝和马国庆那里汇总情况，三个人轮换着来，他负责总控和协调，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出纰漏。
第一天，李援朝在纺织工业局门口蹲守，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装作等人，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他看见孙桂兰中午从办公楼出来，没有去食堂，而是直接出了大门，沿着马路走了大约两百米，进了一家小面馆。十五分钟后出来，手里拎着一个油纸包，原路返回。
“她没在面馆吃？”王刚问。
“吃了，吃了一半，打包了一半。”李援朝说，“我进去看了一眼，她吃的是素面，没有浇头，连个鸡蛋都没加。”
王刚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饮食极其简朴，无享受型消费。”
第二天，马国庆在椿树胡同口蹲守。傍晚五点半左右，孙桂兰从纺织工业局方向走回来，手里拎着那个人造革提包，另一只手里多了一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像是装了什么东西。她进了18号，没有再出来。
马国庆在胡同口的烧饼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