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径直走进了办公楼。
孙桂兰从楼里出来，跟他打了个照面，脚步顿了一下，低下头，快步走出了大门。
那个“顿了一下”的细节，像一根刺，扎在他脑子里。
一个正常的、坦荡的人，遇到老熟人，脚步不会顿，不会低头，不会快步走，孙桂兰那一连串的身体语言，分明是在说——我不想看见这个人，我不想被这个人看见，我不想跟这个人产生任何交集。
可如果她真的不想看见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点出现在办公楼门口？她中午从来不在食堂吃饭，今天偏偏去了食堂；她从来不在那个时间点出入办公楼，今天偏偏在那个时间点出来了。这不是巧合，肯定有问题。
王刚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盏白炽灯，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像一只困在玻璃罩里的飞蛾在扑翅。
他忽然想起修鞋老头说的那句话——“以前倒是见过一个男的来找过她，穿得挺体面，像个干部，来了几次，后来就不来了，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好几年前，体面的男人，像个干部。
如果是严世铎，那他为什么要来找她？是来见她，还是来警告她？后来为什么又不来了？是觉得她构不成威胁了，还是找到了更隐蔽的方式保持联系？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那扇18号的黑漆木门后面。
之后几天，王刚整个人像上了发条一样，白天处理处干科的日常工作，傍晚开始蹲守，雷打不动。
他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不固定时间、不固定点位、不重复路线，今天在胡同口的馄饨摊坐着，明天就换到对面的茶馆二楼，后天可能就蹲在修鞋摊旁边跟老头下盘棋。他像一块灰色的布，贴在椿树胡同的褶皱里，不显山不露水。
前三天，一切如常。
孙桂兰每天早上七点四十出门，步行十五分钟到纺织工业局，中午在食堂吃饭——不是刘志远说的“从来不在食堂吃饭”，而是每次都坐在最角落的位置，一个人，吃得很快，吃完就走。下午五点半下班，有时候准时走，有时候会晚半个小时，从不见她跟谁一起走。
她的生活像一台上了油的钟，精准、单调、毫无破绽。
王刚每天在笔记本上记录她的行踪，写了几页纸，全都是“正常”“无异常”“未见异常”。他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判断错了，也许孙桂兰真的只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姑娘，跟严世铎没有任何关系，那天在办公楼门口的“顿了一下”只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