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童年时母亲哼唱的、连他自己都已遗忘的摇篮曲……这显然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还有，当他陷入对过往的忏悔时，周围的景物会产生扭曲，墙壁上会浮现出他当年犯错场景的模糊光影……这完全超越了现实主义的边界！”
“我看更像是象征主义与心理现实主义的结合！”
一位年轻的女评论家抢过话头，眼神发亮，“八音盒本身就是象征，是记忆的载体，是情感的触发器。那些‘超现实’的场景，并非外部世界的真实魔幻，而是人物内心剧烈情感波动、深度忏悔意识的外化投影！”
“许成军不是要写一个怪力乱神的故事，他是钻进了陈建国的灵魂深处，把那些无法言说、纠缠一生的愧疚、痛苦与渴望，用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意象‘翻译’了出来。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内心视像’的文学化表达！”
先前那位老评论家却摇了摇头：“技巧固然新颖，但会不会过于追求形式了？文学终究要扎根于坚实的土地。这种写法，会不会让普通读者产生隔阂，觉得云里雾里？我们还是要考虑文学的普及性和教育功能。”
“不然！”
另一位支持者立刻反驳，“正是这种‘陌生化’的处理，才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物被时代碾压后的精神创伤！它比直接的控诉或忏悔更有力量！这不是脱离现实，而是对现实更深层次的挖掘和表现！我觉得，这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新心理现实主义’的探索！”
争论声此起彼伏，有激赏，有困惑，有质疑，也有毫不掩饰的钦佩。
在复旦校园里，在《浪潮》文学社，讨论就更加热烈和直白了。
林一民拿着《八音盒》，激动地对社员们说：“看到没有！社长这就是在给我们开路！谁说小说一定要按照老路子写？把内心的风暴用外在的奇异景象表现出来，这多带劲！这才是现代小说该有的样子！”
徐芊则更感性一些：“我读《八音盒》里陈建国听着幻听中的八音盒旋律，默默流泪那段，心里堵得难受。
社长写的不是故事，是人心最深处那些无法愈合的伤口和小心翼翼的保护。他让我们看到，历史不仅仅是宏大的叙事，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背负着沉重的记忆，在时代的缝隙里艰难前行。”
许得民推了推眼镜，总结道：“无论是《希望》的未来叙事，还是《八音盒》的心理探索，成军他始终在做一件事——拓展我们文学的边界。他在告诉我们，文学的可能性是无穷的，关键是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才华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