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到会的除了部委官员，还有七八个来自不同省份的学者和地市干部。
他排在第三个发言，前面两个讲的是“企业破产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的教训与启示”。
“各位领导，我今天不谈理论，只讲一个案例。”他把黄罗拔在老家收购三个破产工厂的过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港商接盘的条件到工人的安置方案，从土地盘活到商贸城建设，每一个数字都精准到百位数。
讲完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一位戴眼镜的司长先开了口：“赵振国同志，你讲的这个‘零成本收购’模式，我们去年就注意到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全国都推广这个模式，会不会出现利用信息不对称、低价圈占国有资产的情况？”
赵振国早有准备：“司长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的建议是两句话：第一，公开挂牌，价高者得；第二，设定产业门槛，要求投资方在收购后承诺一定的技改投入和就业保障。投资方不是傻子，但地方政府也不是。只要规则定在前面，就不怕国有资产流失。”
另一个官员问：“那工人呢？工人愿不愿意被私人管？”
“我去三个厂子调研的时候，问过一个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他说：‘只要每月能按时发工资，谁管我都行。’”
赵振国停顿了一下，“各位领导，工人是最实在的。他们不关心企业姓‘公’还是姓‘私’，只关心月底能不能拿到钱养家。”
散会之后，那位司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聊了半个小时。临走时，司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红头文件递给他：“你先看看，别往外传。”
赵振国接过来，扫了一眼标题，《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一份尚未公开的文件草稿。它标志着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进入“两权分离”的新阶段，而他的“零成本收购”模式，正好踩在了这个时间节点上。
四月中旬，黄罗拔从伦敦发来一份电文。
他说在一个论坛上认识了一个毛子对外贸易部的高级官员，叫库兹涅佐夫，分管远东地区的资源出口审批。
这人手里有一份清单：阿穆尔州的镍矿、萨哈林的石油勘探区块、堪察加半岛的渔业加工综合体。
赵振国盯着那份清单看了很久。他上辈子亲眼见过毛子解体后那些曾经价值连城的国有资产是如何被寡头们用白菜价买走的。
现在，他站在这个历史节点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