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框架里也有类似表述，但李乐的切入角度似乎更为根本，更强调那种“交织”和“建构”的过程性，而非静态的二元对立。
李乐继续推进，开始阐述权力结构在网络空间中的演变。
“传统的社会权力分析，往往集中于国家、资本、制度等可见的实体。但在网络空间中，权力呈现出更加弥散、液态、甚至算法化的特征。”
接下来，他提到了“平台权力”、“数据权力”、“注意力经济”，这些概念在2006年并非全新，但李乐将它们置于一个更宏大的理论脉络中进行分析。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审视福柯的治理术和生命权力概念但必须注意到，算法推荐、数据画像正在构成一种新型的、自动化的、规模空前的微观权力实践”
“它并非取代，而是与传统的宏观权力相互缠绕，共同塑造着个体的选择、认知乃至欲望”
这时，邹杰的笔尖顿住了。他的研究中也涉及平台权力，但更多是描述性的，指出平台规则对用户行为的影响。
而李乐直接将其提升到了与福柯理论对话的层面，试图揭示其运作的哲学根基。这种理论野心和深度，让他感到一阵心悸。随即下意识地翻看自己准备好的讲稿，里面关于权力的部分，相比之下显得单薄而缺乏穿透力。
李乐似乎并未停留于批判，他话锋一转，开始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
“面对这种复杂性，我尝试提出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核心是技术架构、社会互动、文化表征的三重互动模型”
他详细解释了这三个维度如何相互关联、彼此制约，技术架构包含如协议、算法、界面设计设定了互动的可能性边界。
社会互动里的如社群形成、合作与冲突在这些边界内展开，并反过来影响技术演进。
文化表征中的如网络迷因、数字叙事、身份表演则既是互动产物，又塑造着人们对技术和社会现实的感知。
“这个模型的意义在于，”李乐强调，“它试图避免技术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的简单化倾向，强调三者之间的动态辩证关系。”
“例如，一个看似中性的技术功能，比如点赞、拉黑的按键，其社会意义和文化影响是在特定的使用情境和权力结构中生成的”
台下，森内特看似闭目养神，但嘴角那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表明他正在认真聆听。玛丽女士则微微前倾身体，手指轻轻点着下巴，显得十分专注。菲茨杰拉德还是那副挑剔的样子，但至少没露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