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甚至没有学历。他们是蚁族之外另一个庞大的、却被研究视野忽略的群落。社会能见度也更弱。他们的故事，似乎更少被讲述，或者被讲述时，更容易被简化。”
“可城市里，像他们这样的人，数量可能更庞大，因为他就是我们的身边人。”
“他们同样深度参与了城市化进程，构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基础，尤其是低端服务业、制造业的底色。他们的生存策略、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他们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实际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基础性的议题。””
惠庆静静地听着，手里那副老花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放下了，搭在桌面上，镜片映着窗外的天光，亮亮的两团。
“你刚才用了个词，底色。”他慢慢说道，“为什么这么讲？”
李乐想了想，“从宏观数据上看，农民工也好，城市低学历青年也好，他们是现今国内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基础组成部分。”
“但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社会身份是相对清晰的，他们有家乡，有土地，有回去的退路和想象。而城市低学历青年，他们的退路是什么？他们能退到哪儿去？”
他说着，微微皱起眉头，像在梳理一团打结的线。
“前些日子，我在景东的仓库见过一个人，他在技校读的是物流管理，毕业两年，换过四份工作，干过销售，干过库管，在小公司跑过业务，还做过地推。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们这些人啊，就是城市里的草。看着绿了一片，其实是散的，一茬一茬的，割了又长，长了又割。没人关心草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听了，觉得这话挺悲观的。可后来想想，草也是有生命力的。关键是，什么样的土壤，能长出什么样的草；什么样的气候，能让这片草地绿得更久，而不是一茬一茬地枯黄、死掉、再重来。”
李乐说完了。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挂钟的钟摆还在“滴答滴答”地响，像一粒粒沙漏进时间的沙漏里。
惠庆看着李乐，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难以名状的东西。
然后说道，“从蚁族到更广义的城市低学历、低技能青年，这个延伸是有价值的。你意识到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与关联，这很好。”
“前者是期望受挫，后者可能更接近机会排斥或结构性边缘化。研究后者，确实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层与个体命运。但数据不一定好拿，田野也不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