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茂一边听一边点头，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几笔，表情始终保持着那种拿捏得恰到好处的专注，但他心里清楚——杜子腾这套材料准备得太充分了，充分得根本不像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单位能做出来的，沈莫北在这边的部署，远比他和严世铎想的要周密得多。
汇报进行了大约半小时，钱德茂忽然抬起手，示意杜子腾暂停。
“杜处长，材料很详实，政治学习方面的工作确实做得很扎实。”他顿了顿，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语气里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锋芒，“不过在干部政治素质评价方面，我想重点了解两个人的情况——陆建川同志和张建国同志。”
会议室里的空气在那一瞬间微微凝滞了一下，陆建川和张建国同时坐直了些，但没有说话。
杜子腾放下手里的材料，目光平静地看着钱德茂：“钱处长想了解什么？”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两位同志在日常工作中存在一些‘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钱德茂翻开笔记本，念了几行字，“比如陆建川同志在处里的会上说过‘保卫工作不能光喊口号，得靠真本事’；张建国同志在跟工人聊天时说过‘学习是好事，但业务才是重要的’。这些话，虽然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不是能表现出两人有点过于重视业务而忽视了政治学习？”
这是要发难了，陆建川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但杜子腾用一个极小的手势制止了他，那个手势是事先约定好的。
杜子腾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从里面拿出两份材料，双手递到钱德茂面前。“钱处长，您提到的这两件事，我们已经在政治学习活动中做过专门的讨论和说明，这是当时的会议记录，以及陆建川同志和张建国同志写的书面说明。”
钱德茂接过材料翻了翻——会议记录是真实的，日期、参会人员、发言内容，一清二楚。两份书面说明写得很诚恳，措辞严谨，既没有否认自己说过那些话，也没有替自己辩解，而是把那些话放在了当时的语境里做了解释。
“另外，”杜子腾又拿出一沓材料，放在钱德茂面前，“这是陆建川同志和张建国同志的考核得分，两人都是十分优秀的，而且这些成绩都在公示栏里贴了好几天了，全处的同志都可以作证。”
钱德茂翻着那些考核成绩单，目光在上面一栏一栏地扫过。每一次考核都有详细的评分标准，有考核人的签名，有被考核人的签字确认，有公示期的记录，这些材料都滴水不漏，他翻完材料沉默了片刻，合上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