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做了我最怕的事。在遇到丁秋楠之后，她做了我最怕的事——她把那份审批表保存了整整六年，在最关键的时候交了出来。我拿捏了她六年，到头来发现，她心里一直有一块地方是我拿捏不住的。”
讯问室里安静了几秒，日光灯管的嗡嗡声填满了沉默的缝隙。沈莫北没有打断他，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他知道严世铎此刻说话的方式不同于审讯时的交代——那些交代是条理清晰的、逐条逐款的、像是在汇报别人的案情。而现在，他是在剥自己心上的茧，一层一层地剥，每一层都带着血丝。
“还有钱德茂。”严世铎继续往下说，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是在对自己说话，“他跟了我这么多年，比我亲兄弟还忠，我让他去查人，他就去查；我让他去传话，他就去传；我让他去威胁证人，他就去威胁。我一直以为他的忠心是无条件的——就像一条猎犬，你只要给它肉吃，它就会替你咬人，可那天在纪委，他把什么都说了。”
他抬起左手，做了个手势，像是在比划某种崩塌的过程。“他把什么都说了，从头到尾，每一年、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那些话，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但他对着刘副书记说了整整一下午，我后来看了讯问笔录，看到他交代的最后一段——他说他刚转业到棉纺厂那年，穿着一身旧军装站在厂门口，心里想的是要对得起那枚三等功奖章。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也有过初心。”
他的声音忽然哽了一下，不是哭泣——他的眼眶是干的，只是嗓子眼里像是卡了什么东西，让声音在某个音节上绊了一跤，他咳了一声，那声咳在空荡荡的讯问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你说得对，我拿捏不住他们——那些我以为被我握在掌心里的人，一个一个都从我指缝里漏了出去。”
严世铎低下头，看着自己摊在铁桌上的两只手，那双手曾经签下过无数份决定别人命运的文件，握过枪，收过钱，威胁过人，也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替国家办过实实在在的案子。如今这双手摊在那里，皮肤粗糙，关节变形，右手手背上烫伤的疤痕在日光灯下泛着惨淡的光泽。
“我刚进棉纺厂保卫科的时候，”他忽然开口了，声音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厂里出了一起盗窃案——有人偷了仓库里的棉纱，倒卖给外面的小贩。案子不大，但当时的保卫科科长带着我蹲了整整三天的夜班，最后在一个雨夜里抓住了那两个偷棉纱的工人。我记得很清楚，那两个工人跪在地上求我们放他们一马，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