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面前摊着一份西厂刚刚送来的密报，纸张上彷佛还带着塞外凛冽的寒气，墨迹有些洇开，显然是在半路上沾了雪水。
密报是田七送回来的。
这是第二封。
第一封说，建奴在浑河上游的河滩地上开垦了大片耕地，种的不是麦子，也不是高粱，而是一种从未见过的作物。
第二封，就是今天这一封。
朱由校的目光落在最后几行字上——
“正红旗牛录额真阿济善，于十月十五日在驻地大宴诸申。宴席之上，主菜乃以‘地苹果’与牛肉同炖。阿济善席间扬言：‘此物乃大汗遣死士自南洋觅得，耐寒耐旱，不择地力。明年开春，八旗各牛录皆须广种。不出三年，大金再无粮荒之忧。’”
朱由校将这封密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放下，靠在隐囊上，闭上了眼睛。
暖阁里安静得只剩下铜漏壶滴水的声音，“滴答、滴答”，像是某种催命的鼓点。
他没有暴怒，也没有恐慌。
事实上，他的心里反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
从去年秋天虎大威那个夜不收在大同北门外闻到那阵甜味开始，他心里就一直悬着一块石头。
陕西布政使司的印信，二十三大车满载的物资，出关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批货去了哪里？给了谁？背后是谁在操盘？
现在，答案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他面前。
有人在过去一年里，通过一条精心掩饰的走私通道，将郑芝龙从南洋带回来的新大陆良种运出了关外，送到了建奴的手里。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计划周密、涉及人员层级极高的通敌叛国案。
朱由校睁开眼，伸手拿起御案上那份西厂的密报，翻到第二页。
那里附着一张手绘的地图，标注着田七所在牛录驻地的位置，以及那片被严密看守的试验田的范围。
地图画得很粗糙，但朱由校一眼就看出了门道——那片河滩地，距离浑河主流不过三里。
浑河水流平缓，两岸地势开阔，若是引水灌溉，能开垦出数千亩良田。
而浑河，是辽河的支流。辽河流经的，是整个辽东最肥沃的平原。
建奴得到土豆和甘薯，又得到了能在东北黑土地上大规模种植的技术——这是朱由校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小冰河期的严寒，是老天爷加在大明和建奴头上的同一道枷锁。
朱由校之所以在陕西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