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我把这话转达给亚瑟爵士时，亚瑟爵士却笑着回答说：「如果《泰晤士报》不这么做，那我反倒该反思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一个手握全国最大电报网络的人，一个能在半个小时内把一条新闻送到英国任何一座城市的人，居然不要求合作报纸替自己唱赞歌。
在德意志，一个人倘若有能力让报纸闭嘴，他通常会立刻这样做。
而在伦敦，一个人明明有能力让报纸替他说话，却反而必须装作自己没有这种本事似得。
英国人的自由或许并不比德意志人的秩序更纯洁，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拿到市场上出售，羊毛丶煤炭丶钢铁丶选票丶议席丶报纸上的社论，甚至大臣的名誉，然而正因为一切都可以买卖，所以每一个买主又不得不维持市场本身的信用。
这就是伦敦最令我惊奇的地方。
德意志人常常把原则供奉在神坛上，然后又在神坛背后偷偷违反它。
英国人则把原则摆在柜上，标明价格，收下钱以后反倒认真维护起柜的体面来了。
维尔纳，我不敢说我喜欢这一切，但我必须承认，我正在被这一切吸引。
这大概就是布莱克威尔先生跟我说的「英国式的务实」吧？
维尔纳，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提这件事，但是————
我打算留在英国。
前天下午，亚瑟爵士在他的办公室里跟我聊了很久，他问我对未来的打算，我说我打算在毕业后找一份与电报相关的工作。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亚瑟爵士听到这话什么话都没说，只是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封推荐信给我。
离开办公室后，布莱克威尔先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开始替我办理从哥廷根大学转入伦敦大学的手续了。
维尔纳，我亲爱的兄长，你把我送到了门口。
现在，轮到我亲手推开这扇门了。
永远感激丶敬爱你的弟弟，卡尔1841年12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