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深不可测的谜团，即便对多数英国人也是如此。
得益于亚瑟爵士的关系，我有幸拜访了《泰晤士报》的编辑部，而当我把这个问题抛向《泰晤士报》的主编托马斯&183;巴恩斯先生时，巴恩斯先生却笑着对我说，这正是《泰晤士报》能成为英国第一大报纸的原因。
新闻行业提振销量的秘诀就在于：要么追随舆论导向，要么比同时代的媒体更具远见，当预见到舆论风向即将转变时，才会与主流意见相左。无论何时何地，《泰晤士报》
始终致力于维护新闻行业的批判特权，并以铁一般的意志和惊人的清醒，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利益来捍卫这种批判性立场。
这便是《泰晤士报》的政治立场极为善变，然而读者却始终不愿抛弃他们的全部奥秘。
因为这家报社总能精准无误地抓住对英国有利的事物，无论这对域外国家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英国能从道德立场中获利，那《泰晤士报》也不介意对异国展现出人道丶宪政丶
自由乃至感伤的姿态。
倘若与俄国结盟能推进英国利益，它同样不介意向读者描绘西伯利亚冰原上永驻春天的奇迹。
倘若发现能废除奴隶贸易会摧毁兰开夏郡的棉纺业，那《泰晤士报》自然也不惜为奴隶制辩护。
尽管《泰晤士报》常因立场的突然转变而备受国内外指责，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的政策确实存在政治一致性。
正如我先前所说，《泰晤士报》从未成为执政党或反对派的喉舌，它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在某些议题上，它支持当政大臣，而在另一些议题上，则予以反对。但它从不为了反对而反对，只有在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问题上才会寸步不让，例如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
可以说，《泰晤士报》从不固守某项原则的纯粹理论优越性，而是极致的贯彻着务实主义的立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始终坚守着经过实践检验的实用性。
在会面的最后，巴恩斯先生告诉我，这也是《泰晤士报》能够与亚瑟&183;黑斯廷斯爵士保持长期合作的原因。
尽管亚瑟爵士与帝国出版是《泰晤士报》的长期合作伙伴，但这不代表他们就不报导对方的负面新闻，巴恩斯先生对我说，倘若黑斯廷斯爵士明天在圣保罗教堂门前杀了一位主教，那么后天清晨《泰晤士报》一定会在头版头条将这则新闻告诉全国民众，但倘若那位主教确实该死，我们也会在第三版里把理由交代清楚。